甘肃医院检测不出来超标，西安的医院检测超标；即便官方调查已经出现结果，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恰好16年前，我作为记者，亲自调查过陕西凤翔县长青镇儿童血铅超标。那个时候，媒体是怎么做调查的？群众是怎么看待媒体的？时隔16年，当年血铅超标事件的官员、村民、孩子，以及污染环境的企业，都怎样了呢？

　　2009年8月份，我在一家中字头媒体供职。当时接到一个线索，说西安某区有违规建设。

　　刚到西安，接到部门领导电话，说这个选题先放放，陕西出了一件大事，宝鸡凤翔县长青镇，有600多名孩子血铅超标，抓紧去宝鸡，这个新闻更大。

　　凭啥说这个新闻更大，在我们部门标准里，有这么一条底线标准，叫“涉及公众利益，有制度背景”。

　　几百名孩子的健康问题，是最重要的公众利益，所以这个新闻应该放在第一优先级。

　　我马不停蹄，从西安坐火车到了宝鸡，到了已经晚上八点多了，于是在汽车站找了旅馆，第二天一早，坐第一班车，赶往长青镇。

　　我翻了翻自己的博客，竟然发现当时还写了一个手记，下面我就把16年前的手记贴出来。

　　“8月15日一早，我动身去凤翔县长青镇，汽车在塬上奔走，因坐的是去凤翔过路车，我一路询问是否到达马道口。车至高咀头村，一抱小孩妇女上车，坐在我旁边，我马上去攀谈，原来这个孩子也是血铅超标，但并没有纳入政府的检查范围，因为不是在马道口村和孙家南头村。

　　车还没到马道口村，已经看到有一长串车在排队。我下车穿过车队，就看到一大群村民堵在路口，几辆大巴排在村口。原来是村民对血铅事件处理不满，自发堵住路口，不让东岭集团的职工进去开工，另一方面，也堵住工厂的运货车往外送货。但是很多无辜的过路车辆也被拦截下来。

　　人越聚越多，有村民，有穿制服的警察，还有政府工作人员，村民看到背包的记者，马上围拢过来，七嘴八舌的诉说政府的不公，工厂的可恶。县里和镇里的领导则是在做工作。常务副县长何宏年正好在现场，有抱小孩的妇女围过来要求说法，周围人呼啦全都围上来。圈子内发生什么不详，一会儿只见警察飞快得跑向一个地方，群众也都快步跟上。原来有人要拉县长离开，村民怕领导不再听自己的诉苦，就拼命追赶。一位抱孩子的妇女忽然心脏病发作晕倒在地，群众的情绪激动起来。县长适时的把孩子抱在怀里，吩咐人将该女子送往医院。县长的这个亲民举动马上得到群众的理解。村民的情绪稍微平息。大家继续向县长诉说冤情。

　　在马路两旁的商店里，渴了累了的村民和警察买水喝，在这个独特的交流地点，大家竟然和平相处，互拉家常。不像在不远处的剑拔弩张。仪式性的示威其实在中国是能找到原型的。”

　　2008~2010间，当时中国正处在剧烈转型期，工业化和城市化飞速发展，社会矛盾层出不穷，按住葫芦起来瓢，地方政府焦头烂额。

　　只要有大型新闻事件发生，必定全国媒体扎堆，在新闻现场不碰到十个八个同行，那绝对太阳打西边出来。

　　先来的肯定是南方系，比如南都、南方周末，还有北京市场媒体，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再有就是各地资金充裕的都市报弟兄，华西都市报、燕赵都市报、华商报等等。

　　中央媒体也不少见，最多的就是央视下面各种栏目，他们经费充裕，团伙行动，编导记者摄像三四个一伙。

　　央媒纸媒里，恐怕我们单位是比较特殊能够派人的，有历史的背景也有时代的背景。

　　不过我们单位抠抠搜搜，出差还保留着二十年前的标准，我记得住宿不能超过80一天，打车不给报销，只能坐公交车。

　　当时央视分三种人，正式编制，台聘和临时工，前两种我是没见过，新闻现场的都是央视临时工，他们有经费，但是没记者证，当时地方官员已经会查记者证，央视饭卡不能蒙混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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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临时新闻互助组，瞎子背瘸子，我提供记者证，他们提供吃穿住用行，一台车除了司机，恰好还剩一个座位。

　　这种组合，几乎屡试不爽。央视就是我的第二娘家，在偏远的新闻现场，节省了我多少时间，到达了我双腿不能到达的地方。

　　我记得这一次，正是跟央视农业频道的三个兄弟，组成了小组，顺利完成各自的任务。

　　“在接下来的两天采访里，北京记者这个身份给了我很大的便利，百姓的不信任达到顶点，陕西本地的报纸和电视台遭受了巨大的质疑，村民认为他们的报道没有反映实情，只是帮政府在说话。

　　封堵在继续，而且在扩大，不光在那个人字路口枢纽地带，附近村的村民都发动起来，把各个进入的绕道和小路都封死了，高咀头村的村民也堵在宝鸡去长青镇和凤翔县的道路上。

　　我跟央视记者打的出租车基本上可以畅通无阻，在一些人墙封堵的路口上，只要有采访过的人，或者解释下，村民都自觉让开。但有的村民十分警觉，要查记者证，如果冒充记者或者是本地记者则不放行。

　　最搞笑的一幕是，我们在一个偏僻的小土路上走的时候，三个平均年龄在七十岁的老头，在路上横了一根木棍，在木棍上还插了一只绑了塑料袋的小棍，跟他们一番解释，他们才放行，一个大爷还操着一口陕西话说，要客观报道！

　　有抗议，就有变通，很多汽车变成了区间车，在被村民拦截的各段中，都可以坐车，只不过在村民拦截点，要下车换乘，如果有需要，甚至可以换乘两三次，本来一次六块的车票要分几次花。

　　16日大雨，本来以为封堵可能结束，没想到这些执著的村民穿着雨衣，打着雨伞在大雨中坚守。为了自己利益而坚持的人，他们真的很勇敢。”

　　南方周末还是新京报有句话，叫“你看见我的时候，我在纸上；你看不见我的时候，我在路上”。

　　在现场，你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远不是预想的那么简单，那么黑白对立。

　　村民和儿童无疑是最大的受害者，但是他们有很大意愿，在政府和媒体都在关注事态的时候，把事情扩大化。

　　至于地方政府的官员，很多也是有当地人脉和政治头脑的人，不是像媒体和老百姓描写的，天下乌鸦一般黑。

　　县级政府，最大的也才处级干部，大家都是一份工作而已，他能跟普通人有什么大的差别？

　　比如上边提到的常务副县长何宏年，他就是非常接地气的，眼看人群拥挤要发生群体斗殴事件，他抱起孩子，站在村民角度讲一些贴心话，就化解了一场矛盾。

　　所以说，这种基层政府官员经验，是在跟老百姓打交道的过程中磨合而来的，不是书本上课堂上能教的。

　　有个笑话说，在处理一个基层问题时，领导让新人喊，新人拿起喇叭：你们已经被包围了！队长飞起来踹了喊话的一脚，抢过喇叭喊：你们要相信党，相信政府。

　　进入2000后，东部沿海腾龙换鸟，很多高污染的铅锌冶炼企业，近迁到了中西部地区。

　　其实，中国的发展，跟长青镇又何其类似，珠三角的断指工厂，富某康的N连跳，都是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付出的成本。

　　只不过，断掉的手指、长眠地下的打工仔、血铅超标的儿童们，都被深埋在尘封的历史中了。

　　因为我查到2024年，工厂母公司东岭集团已经宣告破产，曾经是陕西最大民企，全国民企500强，老板李黑记也曾经是陕西首富，现在已经随时代湮灭。

　　“2011年6月，为感谢上诉人何宏年在处理2009年凤翔县铅中毒事件过程中提供的支持和帮助，时任东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凤翔县冶炼厂厂长的孙某丁送给何宏年一张存有10万元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何宏年予以收受。”

　　当年一个县收入1个亿，2024年财政收入已经超过12亿，是16年前的12倍。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超过56亿，负债率超过220%，又是得全区人民勒紧裤腰带，不吃不喝好多年才能还清。